“十五五”时期将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人口负增长趋势深度交织的关键五年。就业市场如何顶住压力、开拓新局？近日，新京报记者采访著名经济学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劳动经济学会会长蔡昉，探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，中国就业的未来之路，以及他对“十五五”期间中国就业挑战与机遇的系统性思考。
蔡昉曾获“孙冶方经济科学奖”“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”“中国出版（601949）政府奖” ，长期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、人口和劳动经济学、“三农”问题、收入分配等。他撰写的《中国就业新趋势：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劳动力市场》一书今年出版，该书着眼于人工智能及其赋能数字经济对于就业的挑战，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对就业的革命性影响。
在接受专访时，蔡昉指出，未来五年将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人口趋势深度交织的关键时期，就业政策应前瞻布局，推动人工智能成为“赋能工具”而非“替代威胁”，实现“人机互补”而非“人机竞争”。“我们不能简单说‘不用担心，后面会有新岗位’，必须为每一个被替代的劳动者提供再培训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持。”蔡昉强调。
对话：
人工智能时代，要重新定义“有价值的工作”
新京报：人工智能是“抢饭碗”还是“换饭碗”？你怎么看网络上的争议？
蔡昉：人工智能和历史上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变革存在共同特点，第一它是“双刃剑”，第二，它会对你的思维范式提出“二分法”（一种将事物或问题划分为对立两部分进行分析的思维方法） 。我在书中回顾了过往劳动经济学家的说法，他们指出，从工业革命、卢德运动以来，技术变革就是先破坏岗位，然后再创造岗位。许多我们现有的岗位和职业，别说工业革命时期不存在，即便在几十年前也可能并不存在，而且越到后期，创造出的岗位数量就越多。
众多研究表明，改变职业往往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，甚至历经一代人的更迭才会改变职业的构成。所以，必须为每一个岗位被替代的人大咖配资，解决其新的就业技能问题、社会保障问题以及生活质量改善的问题。
新京报：你在书里写道“AI可能替代的不仅仅是低技能的劳动，也包括有创造性的岗位”，如何定义有价值的工作？未来哪种类型的工作会是新蓝海？
蔡昉：计算机、机器人替代比较多的还是重复性的劳动、沉重的劳动和危险的劳动。所以人们产生的共识就是要提高自己的受教育程度，越高越不容易被技术替代。而这一轮人工智能革命、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生，强大的知识处理能力也替代了一部分白领的岗位，未来人工智能打造的具身机器人，也有可能再次替代蓝领。
换句话说，人工智能时代，技术对就业岗位的替代范围更广泛，更不确定。相应地，仅仅增加受教育年限，也不再是人力资本培养的核心，而应该着眼于挖掘人类技能中与人工智能具有互补性的部分，而不要一往无前地去对抗。
我们的确不清楚哪些岗位会被取代，所以只能说所有岗位都有被取代的可能性。但这并非坏事，那些无法提供足够高的劳动生产率、不能提供满足人类无限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岗位，将会逐渐被淘汰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职业。不仅是生产满足人们衣食住行需求的产品，或者提供一般性的娱乐性、满足精神需求的服务可以算作职业，只要是符合人类需求、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工作，都应纳入未来职业的范畴。
提升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是破解“内卷”的关键
新京报：你在书里提到，“内卷”的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的失灵，这不是年轻人的错，破解“内卷”和“躺平”问题，政府和社会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
蔡昉：政府正在做的就是根据对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判断，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。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核心是指“既不是完全的缺少岗位，也不是完全的劳动力短缺，而是‘有活儿没人干，有人没活儿干’同时并存”，“并存”的含义是指劳动力和岗位二者之间没有得到好的匹配。
因此大咖配资，要提高信息度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。解决劳动力技能和市场需求不一致的最好办法是进行培训。针对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各项政策包括提供好的公共就业服务，比如提供就业信息，利用人工智能提供就业匹配等。
未来人力资本的培养不能把“赌注”都押在学校学习，而是要不断地接受培训。作为公共就业服务的一部分，政府要为所有年龄段的劳动者提供终身培训，这并不一定是指政府直接培训，而是政府为培训买单。
新京报：AI快速演进中，你认为，教育体系现在最紧迫的改革是什么？
蔡昉：我在书中提到未来教育的第三级火箭。教育本身就曾有过两次巨大的发展，第一次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，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关键性作用。当增长减速时，又进行了高校大规模扩招。这相当于在第一级火箭慢慢燃尽时，用扩招点燃了第二级火箭，现在这两级火箭还在发挥作用，但作用已经减弱了。 这时需要有第三级火箭，比如教育起点向前延伸，延伸至儿童的早期发展项目和学前教育，甚至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阶段。
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，并非意味着学习的“内卷”，而是应当顺应幼儿的本能，更着重于培养他们的非认知能力，提升其全方位感知世界的能力。
同时，还可以把高中教育变成义务教育，延长义务教育期间的年限。我在书里没有明确说到“第四级火箭”，即人力资本培养，要将培训与教育一体化紧密衔接，推进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。未来的劳动者或许在研究生毕业后的首要之事并非找工作，而是参加培训。
新京报：你提到整个培训体系的革新，包括从学前教育到终身学习，当下面临的挑战或难点是什么？
蔡昉：我认为难点在于统筹资源的运用，要认识到人力资本培养是公共品，并且是不可或缺的，所以总体投入仍需增加。同时，少子化现象致使幼儿园和小学的数量不断减少，对于闲置资源应着眼于进行统筹利用。此外，中职教育资源也出现闲置，应该将其统筹转化为针对大龄劳动者的培训资源。
新京报：今年国考首次把报名年龄放宽到38岁，博士甚至放宽到了43岁，首次打破了35岁的年龄限制，对此你怎么看？
蔡昉：我认为报考年龄的放宽是一个极为积极的信号，契合时代发展的趋势。劳动力市场一直致力于反对年龄歧视。如今从现实政策层面率先发力，未来我国法律也必将对反对年龄歧视作出明确规定。我们在推进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方面能够更加积极主动，也更贴合延迟退休年龄的实际需求。届时，劳动力市场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大龄就业者。
此外，在人工智能时代，把学校学习的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标准将被打破。就业后还需要不断地回炉学习，受教育与工作成为一个交叉的循环往复过程。
AI应成为“互补者”而非“替代者”
新京报：随着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，以及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渗透，这些变化对就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重点做好哪些工作可以推进高质量就业？
蔡昉：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方法是提高就业质量，人工智能可能会加剧结构性就业矛盾，也可能会提供强大赋能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，关键在于如何驾驭人工智能。
在技术发展初期，从人工智能的开发者、实验室投资者、大型科技企业到人工智能的应用者，都应将就业优先战略作为自己的看齐标准。结构性就业矛盾指的是无人能够胜任某一些岗位，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把不具备入门水平的人培养成中等水平的人才，那么这批岗位就会有人去承担，同时也能消除有人无活可干的现象。
AI发展的正确方向应当是“增强人类能力”，而非“替代人类工作”。特别是在教育、医疗等领域，AI更有条件成为“互补者”。人工智能属于一种技能，需要人机协作，使人类技能与之形成互补。针对AI可能加剧就业冲击这一问题，原则上我支持对AI或机器人征税的观点。如果AI红利集中于少数大企业，就应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，将其用于劳动者转岗培训与更普惠的社会保障。话说回来，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与应用越契合解决中国各类紧迫的现实问题，就越无需急于对其征税。
新京报：你强调了人类技能与人工智能的互补性，也在书中列出在教育和医疗这两个领域的AI应用和人类劳动者的互补性最强，为什么列出这两个领域？
蔡昉：教育和医疗（健康）关乎人力资本的培养，是体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重要领域大咖配资，也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核心内容。因此，如果在这两个领域实现人工智能正确方向的突破，我觉得人机协作的前景也就无远弗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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